11月19日上午,北师港浸大(UIC)学术副校长陈致教授受邀在中山大学珠海哲学论坛演讲。在讲座中,陈致教授就其论文《晚明子学与制义》做了分析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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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副校长陈致教授以“明子学与制义”为题进行演讲

陈致教授讲到,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本来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以代圣人立言为考核方式的科举制义中出现了多用释老之言的倾向。清代学者如顾炎武认为此风气始于隆庆二年(1568)李春芳任会试主考之后,梁章巨认为始于万历五年(1577),进士杨起元始开以禅语入制义之渐。陈致教授考察明代晚期子学与禅语入制义的倾向,认为此风之渐实开自嘉靖年间(1522-1566)。通过详细的文献考证与梳理,陈致教授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嘉靖本人崇信道教方术,使士大夫崇接方外人士,争撰青词干进;一是阳明之学在嘉靖一朝为官学所接受,在学术上推扬了合和三教的风气。

陈致教授首先列举了嘉靖朝王学的遭际及其被官学与科举接纳的这一过程的基本史实。其中,在王学刚开始传播的时候是遭到士大夫反对的,说其偏离程朱正统。但是随着王学的日益传播,影响力与日俱增,使科举风气为之移动。这实际上得益于王学对经典的阐发,一新当时士人耳目。而随着信奉王学的一批门人入仕,王学在朝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内阁首揆徐阶便是阳明学的信奉者,他及诸多阳明后学开始在朝堂倡导阳明学。会试与殿试的风气直接影响整个科举的风气,从而影响一时学术的风气。

最后,陈致教授总结道,如果说阳明之学本出于民间,由民间而渐次为官学与科举所接受,那么其对于官学的影响,反过来又通过科举和官方主导的讲学运动作用到整个社会。

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及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教授主持,邓联合教授评议。在讲座的最后,邓联合教授提出问题与陈致教授互动。他问道,在晚明,举子们在参加以儒家义理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时,是如何在其中“援引佛老”的?是仅就援引佛老之言还是用佛老义理加以阐发?陈致教授表示,这是个好问题,他自己也在思考,根据他掌握的文献来看,两种情况都有,精于佛老义理的会用佛老义理加以阐发,而大部分仅是引用其言来论述儒家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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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致教授(右三)与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老师合影留念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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